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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父亲
作者:刘爱琴     文章来源:     更新时间:2009/8/6

1949年7月,快到放暑假的时候,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。我哥哥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二年级,我从专科技术学校学了3年毕业了。毕业后我正在动摇,就是说是继续上学,再一个是回国参加工作。按苏联的规定,是要分配你去工作。我上的那个学校,在苏联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,叫通讯技术学校,以苏联一个老的比较有名的专家命名的学校。我在毕业前夕,写了一个申请,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,毕业以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。那时候是1949年7月,国内就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,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申请。学校就很奇怪,怎么在学校里,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学习?我们学校领导当时都不知道,后来就把我叫过去,问我在这学习的情况,怎么考进这个学校的。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,完了我就说要回国,请你们不要分配我工作。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还没有建立。我已经见到了王稼祥大使,已经在准备了,他比我父亲去得早,还有朱仲丽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当时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到宿舍来找我,叫我赶紧跟他走。陈是开了车来的,是莫斯科胜利牌。我说,为什么要跟你走,我这还有事呢。他就悄悄地跟我说:你父亲来了!我说:不会吧?10年了,我都没有见过,突然说我父亲来了,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说你不要多问了,我们去接允斌去。我问他在哪?他说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工地上。那时候莫斯科大学建新校址,他在工地上劳动。我只好跟他走,接了允斌。允斌也是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问这是怎么回事?我就问陈祖涛,你怎么知道的?他说,这你就别问了。挺神秘的。

那时候党中央已经进城了。因为我们是从解放区去的,也不知道北平的情况,脑子里的概念还是解放区,所以觉得非常的神秘。过了一会儿,车开到父亲住的地方。这时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,父亲不在,可能忙工作去了。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儿等。大概是五六点吃饭的时候,父亲回来了。一见父亲,觉得他没怎么变,只是头发白了一点。因为我们去苏联的时候都是小孩子,现在我们都长成了大人,一见父亲变化不是很大,瘦还是那么瘦,但精神还是挺好的。父亲忙的时候工作特别多,就是一到晚上精神就不如白天。一见父亲还挺精神,个子也挺高的,觉得父亲真好。十多年没见了,父女感情挺亲切的,我马上扑到父亲的怀里。允斌是一个男孩子,不那么粘糊,我一个女孩,感觉特别亲切,特别想念他。10年没见,而这10年,我们在那学习挺苦的,也有一点委屈,所以父亲来了,心里很高兴,想念的心情就特别深。

我和父亲住了一段时间。他白天一般都没有时间跟我们在一块儿,晚上也挺忙。我那时也放假了,准备回国,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。他出去工作,有时候带允斌出去,一般不带我出去,像会见、谈判。我哥哥已经在苏联入党了,显得比我成熟多了,所以父亲有时候外出,在需要的时候就带我哥哥去。我对他的工作,还是后来了解了一些情况。当时我们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,带着一些任务跟斯大林谈判,要他承认我们国家,请一些专家来帮助我们建设。我父亲在那参观了很多地方。参观农村的时候带我去了,但我不懂他的工作。

父亲在农村参观,直接上田里去摸土看苗,7月份苗长得有那么高,他蹲下去看苗、看土。他跟我讲,苏联的农业专家种田的方法产量高,我们要学习,看看人家是怎么种的田。后来他看了看地垄,又跟我说,麦子长得虽然好,但是没有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得细。我问怎么没那么细?他说你看苏联地里的土都是一块一块的,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地土都是很碎,一垄一垄的。苏联都是用机器弄的,比较粗,又不直,我们国内农民种地要比苏联人种地细得多。我们国家的农民起早贪黑,种地很辛苦。

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克里姆林宫,到叶卡婕林娜二世的宫殿里去参观。那里有很多历史文物,比如说叶卡婕林娜的一些奢侈的服装、首饰,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宝石制品等等。父亲看了之后,就说确实是很豪华,我们国家有一些民族的工艺品质量也是很好,做得很细。我当时觉得父亲不但会欣赏,而且很了解制作工艺。我后来觉得父亲跟我讲这些事情,真的很幸运,能够听到他对这些东西的分析,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很内行。

8月18日航空节的时候,父亲在苏联的工作差不多了。航空节我陪父亲去了。当然不在一个观礼台上,他和斯大林在一起,但是也看得见,挺近的。我们不在一个观礼台上,不能说什么。父亲是想在航空节看一看,关心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,不论是民间的航空还是军事上的航空。

我想谈一下我们那一批在苏联留学十几年的学生。在我们前面,像瞿秋白的女儿1936年就去了,蔡和森的子女,大概也是1937年就去了。还有在那出生的,像任弼时的小孩,已经在那生活十几年了,中国话都不会说。我们后来去的,也有些中国话忘了。这一批人是长期脱离祖国,对祖国的印象已经淡薄。我们晚去的有些同学,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还比较多一点,但像国内轰轰烈烈的抗战这些事情也都没有经历过,所以非常迫切地要了解祖国的情况。

父亲在给我们讲国内情况的时候,学生们都很注意听。我们去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。他主要介绍了国内的抗战、解放战争,还说我们要马上成立新中国,革命胜利了,现在我们要搞国家的建设,你们在这里学习,学成后回国去搞建设。回去之后,你们的工作一定会有很好的条件,国内很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,原来送你们到这里来,也是为了回去之后搞建设,祖国期待着你们回去能很好的工作。他还具体问了那个人学什么,这个人学什么,回去在什么部门。比如陈祖涛是在莫斯科机械工业学院学汽车的,后来回来搞了一汽二汽。还有蔡博,是钢铁学院的,还有赵世炎的儿子,学的也是钢铁工业。我们那些同学,偏重于重工业比较多。我学的是经济,当时是唯一的一个,我是在经济系。还有我哥哥是莫斯科工业大学的化学系,当然也有黄建中是学体育的。他说这些工作在国内都是需要的。

父亲问了每一个同学的政治面貌,谁入党谁入团了,谁在学校里搞了学生工作,搞了社会工作,他都挺关心的。我们在苏联,都是跟苏联人一起上学,住在宿舍里,自己做饭吃。父亲说,你们的集体生活很好,锻炼了自己,但是你们脱离祖国这么长的时间,没有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祖国情况、风俗习惯已经不太熟悉了,你们回去之后,在生活、语言上都有困难,特别是在语言上。所以你们回去之后,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,回去之后一定要继续学习。

对我个人来说,思想上是准备回国的,但也有一些实际问题。我当时向父亲提出,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。因为我已经结婚了,而且怀孕了。他的意思是不要留下来了,回去把生活好好安排一下,还可以继续上学。最主要的问题,是关于我爱人问题,因为他是西班牙人,中国话不会,阻力恐怕从这里来。我父亲的意思是,还是我自己回去,不能带他回去。父亲说,你自己回去还有很多困难,他去之后,困难就更多了,不能工作,语言也不通,派翻译不够格。所以父亲就劝我。我虽然心里难受,但是还是觉得绝对应该回来,不管是从我个人来说,还是祖国的要求来说,我不能脱离我的祖国,就等于我不能脱离我的母亲。我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想法,但是在个人问题上没有处理得很妥善,给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。

我想得很简单,觉得一块回去,既有家庭又有工作,没有想更多。西班牙当时也是闹革命。我们结婚的时候说,谁那儿先解放,就去那里,想得很简单,因为年轻。当时父亲说,可以经常来往,他来或者是你去,当时是这样安排的。可是,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愿望,因为我父亲觉得,来一趟走一趟不容易,当时国内的经济情况等等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父亲说,感情慢慢的淡了,顺其自然。

我回来之后,一边在师大女附中教俄语,一边学中文,进步还是比较快的,我也是比较努力。语言环境比较好,都说中国话,只是在文字上吃点力。后来我上人民大学,听和记在头一年比较困难一些,以后慢慢的好一些了。人民大学上了三年,到后期成绩也上去了。

我出生在1927年,父亲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。我出生以后,革命失败了,蒋介石叛变,父亲和母亲离开武汉,这样就把我送给了老工人家抚养。他们革命,不能带着孩子到处转移,所以只能是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家。我是老二,我哥哥刘允斌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送回了老家。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上海,虽然母亲尽量争取把他抚养到3岁,后来也被迫到处流浪。父亲和母亲那时候参加革命很艰苦,家庭在他们脑子里,是绝对的服从于革命的需要。所以,他们把三个孩子都是托付给别人抚养,像我弟弟,没有办法只好在上海流浪。

后来老工人因为失业,无法抚养,就把我给卖了,卖给一个拉三轮车的人做童养媳。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受了一些苦,一直到1938年。父亲到了延安之后,才把我接出来,同时把我哥哥也接出来,到延安读书去了。那时候我11岁了,才开始上学。在工人家庭的时候,我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谁,是干什么的。我把工人两口子当成是我的亲生父母。他们可能了解我父亲母亲的身份,所以对我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,照顾得很好。可是,后来他们失业了,觉得养不活了,只好找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在后来去的那个家里,我就成了一个小工,烧饭、带孩子、洗衣服,还受到侮辱打骂,不给饭吃,不让睡觉。对我来说,也体会到中国老百姓受的苦,饿肚子、受侮辱。父亲对我的教育,时时刻刻让我想到,中国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贫困的这样一种处境下,需要去解放他们,需要提高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,为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,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。

后来党组织就派人找到我,把我接出来。我现在记不太清楚,好像接到一个办报纸的地方,都是一些年轻人,而且是很有文化的打扮,对我说话很客气。把我接出不久,就把我送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,接待我的是夏妈妈。我记得是她,以后我见到她就感觉到特别亲切。

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,夏妈妈给我讲过我的亲生父母是谁,说我的母亲牺牲了,我的父亲在延安,要把我送到父亲身边去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,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。我当时把养母当成母亲,怎么现在还有亲生的父母亲?我在那个家庭里受那么大的苦,我记得我养母把我送去的时候,还说我会经常去看你的,但是在三年的时间内,她没有去过。当时听说有亲生的父母亲,心里不是特别的亲切或者是兴奋,还担心会不会把我给转卖,会不会比这里还要苦?

从武汉到延安,不光是我一个孩子,大概有三个还是两个孩子,还有大人,都是在一块的。一路上挺好,挺热闹,也听的多了。人们讲我的父亲,是为解放中国的穷苦人,为了搞革命工作,到处奔波。那个时候,我慢慢地对父亲有一些感觉了,有比较迫切的愿望想见到亲生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,对我会怎么样。结果到了延安之后,我大概是呆了十天一个礼拜左右,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,到父母亲那里去。我等了一段时间。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在延安,去干什么了。有一天,说父亲来看我了。一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,父亲来了。这时候我的心里比较紧张,一种兴奋的状态。

父亲来了之后,走到我的面前,把我搂在他的怀抱里,挺疼我的样子。这个时候,我体会到父女的感情,和别人不一样。我父亲问我多大了,叫什么名字,我也不吱声,因为第一次见到父亲有一点陌生感。父亲问我多大了,我说我不知道,周围的人和父亲都笑了。这时候我就感觉到委屈,哭了。父亲说,孩子受苦了,这么多年了,这么瘦。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了,比刚接出来的时候好多了,也没有挨打了,身上的伤也养好了。可是父亲说,我很单薄,身体不好。他就把我搂得更紧了。这时候我就体会到亲生父亲和在养父母家的感觉不一样了。

我哥哥从老家过来了,晚了一两个月。到了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时候,谢妈妈就来了。我那个时候小,不懂事。谢妈妈来了之后,对我很好,给我检查身体,给我吃药。爸爸跟谢妈妈说,找人给她检查检查身体,吃点药调养一下。那个时候我又黄又瘦,脸色特别的不好。后来谢妈妈找人给我检查身体,发现我肚子里长了蛔虫。我跟着谢妈妈在党校住了一段时间,她给我打虫子。谢妈妈领我去厕所的时候,发现我拉的全是虫子。在延安的时候,也没有什么补药,小孩子可能也不需要什么补药。那个时候,小米粥我觉得特别的好吃,每天给我吃小米粥。

我在那里上了一两个月的学,就放假了。我哥哥刘允斌就来延安了。整个暑假是和谢妈妈一起过的,我爸爸好像不在延安了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,也不问,到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是跟谢妈妈一起过。我们在延安读书的时候,都是住校。

在延安上学很简单,在城里住着,每天早晨吃了早饭,就到城外。宝塔山下有一条小河,我们在野外上课。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夏天,五六月份,外面的空气很好,就在延河边放一个马扎,腿上放一个板子,就当桌子。我上学比较困难,因为从来没有上过学。不过,延安那个时候上学的岁数分得也不清楚,我十一二岁了,还上一年级。

上学的时候很好。到野外上课的时候,走着路,唱着革命歌曲,我记得好像是聂耳的一些抗日歌曲。不但上学觉得很高兴,就是过集体生活,心情也是特别好,特别开朗。从童养媳的地位,一下子到延安那种放开的环境,开阔的天空,觉得心情特别的畅快,不像当童养媳的时候那样的压抑,性格也有点变化了。现在我唯一记得的同学是项舒云,是项英的女儿,她比我小,我们在一个班学习。后来我去苏联之后,她也去苏联了。

当时我母亲不在了,谢飞妈妈对我很好。她是一个革命的老妈妈,她的感情完全是对待革命后代的感情。她自己没有孩子,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。我举一个例子,我去上学的时候,她给我做了一身当时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蓝布工人裤子,带一个背带和兜子,还有白布的衬衣,在延安比较的流行,也是比较漂亮的。她自己没有,给我做了一身。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搬到离延安比较远的地方,我们只能是放假回来。在我们要回去的时候,她把衣服交给我。我就把衣服带着上厕所,结果衣服被我掉到厕所里去了。她说没有关系,从茅房里捞出来,到延河里洗得干干净净,给我送到学校里。

我和我哥哥在延安上了一年学,我弟弟还没有找到。那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,我父亲一直在找。上了一年学之后,我们去了苏联。我现在才知道,我父亲那时候领了任务要到华中去,我们还是没有人照管,正好周恩来要到苏联去,就带我和哥哥去苏联,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好好学习,学好学成后回来。我们走的时候,我父亲舍不得我们。刚找回来,刚一年,就又要离开他,他舍不得。我们也是舍不得,在感情上觉得很难受。我们走的时候,父亲送我们,看得出来很留恋,舍不得我们。

我们跟周伯伯不是一块儿坐飞机走的。周伯伯和邓妈妈是坐飞机去的,我们是坐汽车到西安,我和我哥哥还有陈祖涛,他是陈昌浩的儿子,还有高毅,是高岗的儿子。我们四个人,还有几个大人,包括陈昌浩本人,还有一个姓苏。再坐汽车到兰州,才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。我们从兰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,之后又坐飞机到阿拉木图,然后是坐火车,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。我们是11月的十几号到莫斯科,到了莫斯科之后,我们就跟周伯伯分开了。

到了第一国际儿童院,周伯伯去看过我们。不光是看我们几个,那个时候,在国际儿童院里有几十个中国孩子,包括毛岸英、毛岸青,赵世炎的两个孩子,瞿秋白的女儿,张太雷的女儿,蔡和森的三个孩子,还有蔡妈妈的孩子李特。总理去了,对我们中国孩子是一个极大的鼓舞,很多人很早离开祖国,祖国的概念就淡漠了。周伯伯给我们介绍国内的抗战情况,增强了我们学习的信心。一直到现在,我们很多同学,都记得很清楚当时周伯伯去的情况。

1949年父亲访问苏联结束后,我们就一起回国了。

8月14日父亲回国时,乘专列,带了好多专家,有200多人,其中也有我们学校的老师,搞无线电的。上车的时候,很壮观。我们中国同学除了我,还有蔡博一块回来。蔡博本来已经到了乌拉尔山区工作了,后来把他调过来了。回来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在贝加尔湖停了停,看了一下。在车上他对专家们都挺客气、挺尊重,经常问他们有什么问题,方便不方便。他上车以前了解了这些专家的情况,但是我不太了解,就知道有一个老师是我们学校的。

到了北平以后,安排专家的住处。我父亲亲自去专家的住地看他们,包括他们的住房,用的用具和卫生间,他都去看。他对这些专家的生活安排很细致,关心很全面。我记得我跟他一起去过一次。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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